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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蔡义江晚年狗咬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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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举报蔡义江晚年狗咬狗(修正版) 9月24日,我转发了一篇文章,标题叫“蔡义江晚年的立功赎罪”。 这个标题,现在看来,很不妥当。 应该修改为“举报蔡义江晚年狗咬狗”。

举报蔡义江晚年狗咬狗

  举报蔡义江晚年狗咬狗(修正版)  9月24日,我转发了一篇文章,标题叫“蔡义江晚年的立功赎罪”。 这个标题,现在看来,很不妥当。 应该修改为“举报蔡义江晚年狗咬狗”。

  俗话说,不怕敌人难斗,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

周汝昌,就是这样的队友。

所以,被蔡义江晚年抛弃,划清界限。

那么,显然,这属于狗咬狗。 这就相当于被踢出群。 显然,属于狗咬狗。   想当年,周汝昌否定后40回,蔡义江也是积极分子,争先恐后,不遗余力,扬言:后40回,没有曹雪芹写的一个字。 于是,蔡义江也成为姚文元的红人。   至今,蔡在这篇文章里,也没表示,自己以前的这个核心观点错了。 因此,蔡义江晚年严厉批判周汝昌,显然,属于狗咬狗。

  现在,蔡一本正经的样子。 好像自己没错误。 好像严厉批判周汝昌,甚至与之划清界限,就不是狗咬狗。   强调“正气”,这是对的。

但是,什么叫“正气”?遵守一般规则,叫正气。 学术问题,遵守一般规则,显然,应该进行表决。 不能回避。   现在,蔡强调“学术的科学本质”,冠冕堂皇,一本正经的样子。   “学术的科学本质”是什么?不是喊漂亮口号。 狗咬狗,义正辞严的样子,无效。

应该尊重规则,同行评议,即,相当于表决。

应该进行统计,得出统计结论。

应该发布统计数据。

也应该评定专家们信誉等级。 在统计数据,统计结论的基础上,评定专家们的信誉等级。

  蔡义江晚年,狗咬狗,把“泰斗(周汝昌)”给踢出群,表明,文革时期,多么荒唐。

姚文元树立假典型。

假泰斗。

指鹿为马。 可见,标题应该修改为:举报蔡义江晚年狗咬狗。   资料:  蔡义江晚年立功赎罪(转载)    红楼梦学术研究的狗咬狗问题23410关天茶舍2018-09-21    附:  《拨开迷雾——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》序ˉ蔡义江(2014-04-1719:39:21)转载▼  胥惠民教授《拨开迷雾——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》与杨启樵《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)、沈治钧《红楼七宗案》(江苏人民出版社)同为近年批评周汝昌红学谬误的三部最重要著作。 三十余年前,王利器曾著文列举周氏谬误十大类,硬伤四十余处是为先导(见1980年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第2辑)。

杨著以清史学者之严谨,指摘周氏之《红楼梦》考证不可信,兼及追随者刘心武“秦学”之荒诞,皆据史实立论,不从臆测;沈著揭露周氏惯用造假、妄言惑人,文德可议,事必详考,用力极勤极深;胥著则是对周氏红学谬误的全面批判,是他多年反复思考、潜心研究的结集,立足高、视野广、剖析深,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,捍卫我国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及其文学巨著《红楼梦》不被任意歪曲的力作。   新时期初,我与周汝昌先生曾有过一段交往,先是书信往来,后来也曾多次登门访谈。 大概因为我对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续书有许多批评,遂被看中,说了许多好话。 我出版的几部书也得到他的推介,且赞誉有加。

但我行事、治学自有原则,并不因人情而任意附和,作违心之论,比如我根本不信他《红楼梦》续书是乾隆阴谋指派高鹗篡改的说法。

自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以来,我们渐行渐远,终至断绝了交往。 这主要原因还是“道不同”而绝无个人恩怨。

  有一件事是令我懊丧的。 上世纪90年代,传通县张家湾发现所谓“曹雪芹墓石”。 我应《文学遗产》之约,写了《西山文字在,焉得葬通州?》一文,辨“墓石”系当地人李井柱伪造。 这一看法,至今未变。

但拙文的最后引了周汝昌《红楼梦新证·史事稽年·末期》出处为“佚名《爽秋楼歌句》”中的一首《八声甘州·蓟门登眺兼凭吊雪芹》词作旁证,还猜想词为清人所作。 文章两次收入拙著论《红楼梦》集子中。

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。 所谓“佚名”,其实就是周汝昌,是他将自己写的东西冒充史料来蒙人的。 同样受骗的还有胡德平同志。

这当然也怪自己缺少警惕心和识别力,总以为老先生不至于如此无聊。   周汝昌晚年,见学术界气候环境适合无监管的自由化营销,遂大展拳脚,一年内凑起七八本书来,大肆宣扬他破绽百出的“写实自传说”和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,诸如曹雪芹的妻子是史湘云,也就是脂砚斋和畸笏老人;贾宝玉不爱林黛玉而爱史湘云,林黛玉即“麟待玉”;神瑛侍者不是投胎贾宝玉而是甄宝玉,“绛珠误认了恩人”;“木石姻缘”和“金玉姻缘”都是指史湘云和贾宝玉的关系;《红楼梦》写了九层“金陵十二钗”,共一百零八钗,以对应《水浒》一百零八将……等等,这可谓“满纸荒唐言”。 还将脂评本中许多明显的错别字,说成是“最可宝贵的”雪芹“原笔”,都保留在他的校注本中,甚至任意篡改原文……。 这些都能在胥著此书中读到。

  周先生今已作古,但我国有长期受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统治的历史,权威高于真理,既然其生前已享有“大师”“泰斗”之名,红学上已被搅浑的水一时恐怕也难以澄清,唯有凭一贯坚持走正道的研究者持续不懈的努力。 一些同志虽不与人争是非,却有着明确的坚持与取舍,正不容邪,继续批判歪风邪气,从事清污消毒工作,实更为必要。 这些都是红学健康发展的希望。   当然,改善学术环境,恢复学术的科学本质,严格区分科学与娱乐的界线,提倡摆事实、凭证据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文风,树立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,特别是要求媒体、宣传工具加强社会责任感,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,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如果党的领导得以改善,在学术领域内能真正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,而不是流于作报告的套话和口号,那么,我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将会大大改观,红学的春天也就不远了。

  2012年6月25日于北京  (《拨开迷雾——对周汝昌〈红楼梦〉研究的再认识》,胥惠民著,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。 )  高冰书法艺术读史之窗的博客  http:///u/2913732114  http:///s/blog_。